“中国学生聪明,勤奋,但也迷茫,功利心比较重,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。”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。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?每年一月底,我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——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。每年,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,系里给的“中国额度”4个,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。4%左右的“成功率”。
每个“申请包”主要有这些材料:本科各科成绩单,托福和GRE的考分,个人陈述, 以及推荐信。把它们分成“定量”和“非定量”两类。分数我看得很仔细,但那些“非定量”的东西却能告诉我更多。
媒体:“个人陈述”有什么用?
教授: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,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。
媒体:你看过几百份“个人陈述”,从里面看到了些什么?
教授: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,但我能看出来,他们写的“陈述”经常千篇一律,缺乏特点。
媒体:他们给你什么印象?
教授: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,或者过分要求完美,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。还有一些“个人陈述”都是空洞的套话、废话,比如自己如何热爱科学,普林斯顿如雷贯耳,很想得到这个机会……言辞华丽,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真实的、鲜活的人。
媒体:真实鲜活的“陈述”是怎样的?
教授: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: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,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。他申请转了系,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,因为没有基础,读得有些吃力,但他还是很高兴。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。他的“陈述”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,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。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,她在“陈述”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: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。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。
第一轮筛选,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-15名左右的“候选人”。2月初,教授开始电话面试。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,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,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。
媒体:你会问些什么问题?
教授: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、科研经历、随机应变的能力,以及学生的一些其他方面。
媒体:接到电话的学生,会很紧张吧?
教授: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,45分钟说英语(论坛),15分钟用中文。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,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。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“考试”,而不是一个“对话”,所以有些会很紧张。
媒体:你听出了什么?
教授: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他(她)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,照着念,或者是背出来。还有是“排练过度”,说得非常溜,像演讲一样,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。
媒体:他们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?
教授: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,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,或者对自己没对信心。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,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、失去了真实性的“加工成品”。
媒体: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他们,说实话是最好的回答。
教授:我们要挑选的,是真的热爱科学、而且诚实的人。去年,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,条件很好,我就给他打电话。他老老实实告诉我,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,工作也很努力,但不知道为什么,实验总不是很顺利。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,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。表面上看,他的科研并不成功,但我能感受他的认真、诚实、努力,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、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。
电话面试并不是最终的决定。之后,教授要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、比较。在这个过程中,分数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,而是从细微处看到的非智力因素。
媒体:分数不重要?
教授:分数很重要,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。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,经过高度选择过的人,智力都没有问题。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,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,相反,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。录取与否,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。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,家在农村,初中就独自在县城住校读书,吃过不少苦。在电话和电邮里,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,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。还有个学生,他会和老师 “套瓷”,但不是恭维,套近乎,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,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,提问很专业,很深入。这样的学生,不油嘴滑舌。让人感觉到懂得认真负责,尊重机遇。但有的学生过于自信,甚至有些傲慢,觉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顿,就能去哈佛,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,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。
媒体: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,会遇到哪些问题?
教授: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,心态急,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,而把实验看作“计件劳动”,急于求成,一旦不如意,就垂头丧气。有些学生进来后发现,自己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考上来,但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、擅长的,很迷茫。还有,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,觉得不受欢迎,孤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