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民工子女的留学路和她彻底被改变的命运
我的留学路：4月1日那天，我收到了加拿大UWC（世界联合学院）的全奖录取通知书。在上海生活了十年的王新月，和家人、朋友一起踏上了返乡旅程。十年来，因为读书求学的问题，她曾数次往返于六安与上海之间。而这一次返乡，终为这段一度前途黯淡无光的生活画上了句号。
那还是2000年，在安徽农村生活了八年的王新月，跟父母一起去了上海。来上海之前，王新月的爸爸在老家当过中学老师。家乡贫困，很多学生弃学走上打工之路，当老师的父亲不愿孩子也走上这条路，他狠下心来到上海打工，为三个孩子寻找新的出路。但上海的大门对外地小孩是关闭的。他们无法入读公立学校，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。这些学校条件普遍很差，教学质量不高。王新月只能进入了宝山区沪皖农民工子弟学校念书。好在糟糕的环境之下，也有偶尔出现的一线亮光。王新月和更多农民工小孩来到上海的幸运之一便是遇到了张轶超和“久牵志愿者服务社”（以下简称久牵）。
张轶超是复旦大学学生。2001年，在校报采访中偶然得知农民工子弟学校落后的状况后，成立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团队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。第一次站在沪皖打工子弟学校门口时，他们的愿望强烈：要让这群从未好好看过世界的孩子真正领略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。最初，他们只是去给农民工学校募集文具、上英语课，但却发现这并不能真正改变农民工小孩的生活。在张轶超看来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，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。他和同伴开始张罗着在课外提供兴趣课程，自己集资出钱租赁场地，教授天文、地理、摄影、日语等。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“久牵”，意即“长久牵手”，长久免费地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。当同伴们逐渐散去，为各自的生存与生活奔波忙碌时，张轶超坚持了下来。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，他进入了上海一所国际学校教书，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“久牵”，陪伴着农民工小孩的成长。王新月遇到张轶超是在小学三年级，此后张轶超便走进了她的生活，带着她成长。他带他们去捉蝴蝶，让小孩子自己去感受很多东西，在感知中去认识这个世界。“久牵”也成为王新月生活中的一个重心。
在经历资金短缺、场地退租、人员四散的困窘之后，2006年是“久牵”的一个转折点。这一年，张轶超与美国人柯慧婕一起成立了“放牛班的孩子”合唱队，并寻找在上海各大演出大厅的表演机会，经此募集到了更多资金，得以租下一套两室一厅，有了常规的活动基地和钢琴、扬琴、电脑等许多设备以及大量的图书。王新月很喜欢“久牵”的书，生性调皮的她，常常将书带回家，带到学校送给同学，和他们交换书来看。管束不了她的张轶超，一度生气地要将她赶出“久牵”。
2010年夏天，她拉上了“久牵”的同学去上英语补习班准备考托福，试着迈出出国留学的第一步。托福的成绩并不理想，另一道曙光却出现在她的面前。2010年的冬天，张轶超了解到UWC正在中国招生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新月。UWC，中文名字为世界联合学院，创立于1962年，意在将不同国度、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，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。目前共有12所学院，分布在世界各地，除了中小学教育外，还有两年的大学预科学院。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捐助。中国在1973年送出了第一批UWC学生，此后一直由国家部委选派，后来下放到诸如残联等不同部门。进入UWC的学生，两年结束后可申请海外大学，毕业后多留在国外工作。在UWC的毕业生中，不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、思科（中国）发展总监等。2010年，由其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，负责统一选拔学生。王新月便是第一拨被这届理事会面试的学生。最初，看到全中国只录取25个人，她觉得希望渺茫，没有当回事。
这年的12月15日是申请书投递截止日。12号，张轶超找到王新月，逼着她填了申请书。仍没当回事的她，填完便扔到了脑后。春节，她收到了邮件。“哇噢，让我去面试！”她简直不敢相信。面试进行了一天，包括模拟联合国答辩、户外挑战和单独面试。在模拟联合国答辩中，大家分成四个组，讨论一个问题：如果世界末日来临，你只能选五个人去新的星球，你会选哪五个人？其它的组都只选择了诸如教授、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女人等比较强势的人，留下了老弱病残，王新月他们却没有放弃弱势者。“理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会选择强者，因为要到新的星球去建立新的家园。但我们觉得不能太自私，不能因为这个就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。”她说。最终，她所在的小组得到的评价最好。而在单独面试环节，她和面试官聊得很开心。“那时，问我作为一个不能参加中考高考的人，对中国教育的看法，我就说中国有很不公平的体制，比如对农民工子女的不公平，不仅会造成现在一代人的隔阂，也会造成下一代人的隔阂，会极度两极化。”她的回答和表现让面试官印象深刻。赵宾毕业于UWC，现在是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，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。三年前，正是他面试了王新月，现场的对话他至今难忘。“你在国外想做什么？”“想做跟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，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。” “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，怎么改变？”“我要拍纪录片，让大家去看，在看的过程改变人们的想法。”
赵宾面试过许多人，很多人懂得面试技巧，答案早就设计好了，王新月的答案或许也可以设计，但她眼睛里闪出的火花却是无法设计的。“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会用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、很有能量的人。”赵宾说，“她正是UWC想找的那种人，有梦想、能坚持、可以改变世界的人。在我这些年面试的人里面，这样的人不超过5个。”王新月面试通过了，UWC加拿大分校的大门向她敞开，并提供两年41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。
在UWC的两年，王新月仍是活跃分子，改造废弃的蔬菜大棚，参加辩论赛，组织加拿大同学来中国实地考察，纠正他们对于中国的偏见。两年后，要准备毕业论文，她研究的是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，并利用暑假回上海做调查，采访上海人、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、NGO。后来论文登上了校刊。毕业后要申请大学，她选择了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的西蒙弗雷泽大学。面试前，考官已经知道在学校小有名气的她，并对她的毕业论文很感兴趣。“我没有责怪上海人和农民工的任何一方，重点是去解释为什么这个现象存在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方。”王新月解释了她的论文观点，“当地人没有给农民工一个机会去接纳对方，农民工也没有给城市人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。这样发展下去，双方隔阂越来越大，所以政府需要放宽一些政策，让农民工感到被认可。要从学校开始，积极促进农民工和上海人的交流，从小孩开始促进融合。”她又一次通过了面试，并拿到了这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。每年暑假回国，她都会去“久牵”和UWC中国理事会帮忙。“她很有想法，经常参加公益活动，组织同学来中国考察，效果都很好。”UWC中国理事会委员王颐对王新月评价颇高，“她是跟UWC理念很匹配的人。”UWC中国理事会副理事长华晓杭近年招聘了不少逆境中出来的人。他们或因自身残疾，或因家境贫寒，或因政策限制，发展受阻，但却都目标明确，充满了读书求学的渴望。“逆境出来的人可能分三种情况，一种就是完全的排斥、逆反，一种是幸运儿，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，但对社会很反感，认为这个社会是非常自私的，所以我也要自私，要将一切利益抓在自己手上。”华晓杭说，“但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人：他会正面去看待逆境与不公，并愿意去改变。”“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公平的事情，但如果大家只是去指责，而不去做哪怕一点点改变，这个社会就会永远不公平下去。如果能通过王新月这样的人，带来更多正面的能量，这个社会才会更好。”华晓杭说。
对于未来，王新月决定最终还是要回国，回到上海。无论做什么工作，“大多数的精力会放在NGO、‘久牵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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